南北建筑带给家具的差异

      家具与建筑的关系十分密切，建筑的尺寸一般以家具的尺寸为依据，家具的造型、结构受到建筑的影响。如家具的腿子与建筑物的也是同出—源的。根据我国传统的木构架建筑结构，凡是立柱都有“侧脚”与“收分”。再看我国传统家具的构造，极为明显的采用了“侧脚”与“收分”这一原则。传统家具的结构也如建筑—样，采用木构架结构，同样是以柱（腿）为支，以粱（枨）为架，也同样采用“侧脚”与“收分”的原则和做法。

     比如北方建筑——山西民居上的替木。它既是一种加固的结构件，同时也是一种装饰，建筑中梁枋与柱子相交处所用的替木（雀替），家具的立木与横木的交角处，同样采用类似替木的构件——牙子，或叫替木牙子。它的作用是，一方面支撑重量，加强牢固；另一方面又是极好的装饰。如在椅桌上的应用，扶手与鹅脖的交角处所使用的牙子。

     总之，源于建筑的替木，在家具上是随处可见的。经过南北历朝历代工匠的努力和创造，家具上的牙子已经发展成最为丰富多彩的构件，又由于牙子有着装饰与承托重量的双重作用，所以很受欢迎。它的形式多种多样，使用范围极为广泛。建筑上的替木在家具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开拓出了广阔的大地。

宗教的传入对南北家具的影响

      历史证明，吸收外来文化最多、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了。佛教文化的输入，不仅给中华汉土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以及文学、音乐、美术等等方面都带来了新鲜活力，同时天竺佛国的家具，随之也来到了汉土，丰富了汉地的家具品种，促进了汉地家具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华夏几千年的起居方式的改革和演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南北朝后期，经隋到李唐一代，是佛教在汉土扎根落户，并与中原汉文化融会贯通，达到完全汉化、民族化的颠峰时期。

    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天竺佛国的家具样式，同时进入了汉地。这些佛与菩萨的坐式和所使用的高型坐具，让先人们看到了一幅完全新鲜的、不同于自己的生活画面。这些佛国的高型坐具，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中国几千年起居方式的坚冰，冲击着中国施行了几千年席地而坐的习俗，推动着起居历史向垂足坐转变。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可以看出佛与菩萨所带来的这些域外高型坐具：绳床——椅于、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对我国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隋代大业年间鎏金佛像的方形佛座和敦煌莫高窟二八五窟的西魏壁画，画中的僧人跪坐在—把有扶于、有靠背的椅子上。此椅虽然不似后世的椅子，但其形制完全脱离了秦汉时代的坐具形态，此椅有搭脑、有扶手，椅座是用绳编织的网状座。

     佛教自进入汉土就源源不断地带进了大量的域外高型坐具。而到了唐代，当佛教在汉土已经扎根落户，佛教和世俗已经相融的时刻，唐代的壁画、佛画、墓葬出土、墓葬壁画……都已证实：高型坐具在唐代，尤其是上层人家，已经普遍使用了。品种由原来的椅、凳、胡床，又发展了相应的家具——高型桌和高型案。其造型也由原来的简捷而发展为多种形式。原来的直腿直脚．到了唐代便发展成撒腿、葫芦腿、勾脚、撇脚、葫芦脚等等。装饰也尽其新巧之能事，竞相华美、精丽。佛教的输入，带来了高型坐具，在高型坐具的带动下，汉地的其他高型家具相应兴起，这是我国家具史上的关键一页。给历史上的南北家具带来了一定发展。周昉《内人双陆图》巾的月牙凳，又称腰凳，是唐代家具史的伟大创造。它在佛国坐具——圆墩、腰鼓凳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性的飞跃构思，完全脱离了佛国坐具的模式，座面不方不圆呈月牙形，腿子在壶门和勾脚的基础下又施变化，井增雕花饰，华贵之气尽在其中。

     以上所阐述的是产生南北家具的原因，我国历史悠久，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各具特点。家具也同样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发展变化着。根据中国家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人们习惯于家具大体分为两种形式：“古典家具”与“现代家具”，在古典家具中，明清时期的家具在现存的位数最多，最具有代表性，比较集中的体现出精湛的工艺价值、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从明清南北家具的差异去研究它们的差异。对于明清家具专家们研究的很透彻了，在此只针对性的分析材料、工艺、结构、造型上的南北差异。（原文刊载于《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